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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今年5月深圳赛格大厦发生晃动后，高层建筑的高度问题不断引发关注。
2021年9月10日，住建部发布通知，提出要实行超高层建筑决策责任终身制，并且根据城区人口规模决定建筑高度。
具体来看，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新建1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，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，应按照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713号)，作为重大公共建设项目报城市党委政府审定，实行责任终身追究。
事实上，这并不是第一次发布建筑“限高令”了。
早在2016年2月，中央就提出要强化公共建筑和超限高层建筑设计管理，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后评估制度。到2019年9月，住建部再强调，须严格控制超高层建筑建设，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，加强超限高层建筑抗震、消防、节能等管理。
去年，住建部、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，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“摩天楼”，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。
今年7月，发改委下发通知，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，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。从此前的“一般不得新建”到“不得新建”，政策加码力度越来越大，不再留有空间。
高楼大厦，历来被认为是一座城市繁荣的见证。在世界10大高楼中，我国就占据6席，如上海中心大厦、深圳平安金融中心、广州东塔(周大福金融中心)、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、北京中信大厦、台北101大厦。
根据国际机构CTBUH公布的最新数据，我国包括在建、已建成和有规划的超高层建筑，300米以上的有400多座，超过全球的三分之一，其中以深圳、广州、上海、香港等地为最。
随着经济快速发展、建造技术的进步，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土地利用率，同时，高层建筑的壮观仍然被视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志。我国对摩天大楼的热情更盛，高层、超高层建筑不断涌现，其高度也在不断被拔高。
以武汉为例，最初绿地中心规划高度达636米。还有南京，江北新区第一高楼最初规划也达到600米。不仅如此，成都天府新区的熊猫大厦甚至一度规划出677米的新高度。
但在政策的驱动下，各地不得不对原规划做出调整。
武汉的绿地中心，建设高度由636米改为475米，在去年8月基本竣工。而同为绿地项目的南京江北第一高楼金贸国际金融中心，由600米也改为接近极限值的499.8米，于去年动工，目前仍为在建状态。成都的熊猫大厦，在改变了高度的同时还变更名称为一带一路大厦。从天府新区官网公布的最新规划图来看，一带一路大厦地坪标高487.3米，建筑总高度489米，于上月12日正式开工。
不过，抛开政策的限制，事实上超高层建筑本身就携带着难以避免的风险，如经济风险、安全隐患等。
在天津，曾以596.5米的结构高度，117层的超高摩天大楼，成为仅次于迪拜哈里发塔的世界第二高度建筑，也成为2015年中国在建的结构第一高楼。最终，因资金链断裂问题，项目被迫按下“暂停键”，从“中国第一高度”摇身一变为“最高的烂尾楼”。
而因其设周期长、成本高昂，高层建筑烂尾的并不在少数。例如2012年绿地集团规划的银川绿地中心，高301米，10多年过去仍未竣工，曾被称为西北最高双子塔，如今更多被称为“银川第一烂尾楼”。在长沙，计划建造838米的远望大厦，如今也处于烂尾状态。
再从安全隐患来看，今年5月18日，深圳华强北超高层建筑赛格大厦发生晃动，致大厦内人员遭遇惊魂一幕。虽有惊无险，但可以看出摩天大楼的安全性有待审视。
除此之外，数据显示，部分城市超高层建筑写字楼空置率较高，二三线城市空置率甚至在40%以上，且仍有不少超高层建筑正在建造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。
不过随着“限高令”政策的趋严，各地也正积极响应。规划518米的福州世贸108大厦，在今年7月提出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后，计划按360米高度控制，目前具体方案还在设计阶段。福州台江区曾规划建设的300米新玺中心项目，目前已调整为240米以下。
不止福州，多地的在建或待建建筑都下调了高度。深圳罗湖华润湖贝塔项目从早前公布的830米减至500米。西安中国国际丝路中心大厦由501米降至498米，下调3米，刚好低于500米的限制高度等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济南西部新城的标志性CBD建筑，位于槐荫区高达518米的恒大国际金融中心， 目前处于在建中，还未对高度进行调整。
但整体来看，从政策端对超高层建筑进行限制，“高楼热”或能真正实现降温。
